最近我想：我活了半辈子，怎么偏偏和诗结了缘，良心甘愿在诗的清风里吟唱，这是着了什么“魔”呢。
细想，从小到现在，生活常常像无情的风雨，有时仿佛像无边的云，远看很美，真的飘到眼前时，又什么也没有。可是，我的头从未向生活低下过，我的眼睛始终寻觅前进的灯火。
磨难的生活如同肥沃的土壤，良知的真情好似精选的种子，当灵感的手将这种子撒播在生活泥土里，遇到适度的条件，便自然地发芽了。我的作品如同收获了几棵情感的谷穗。
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喜爱旷野，我愿忠实地为这土地和土地上的风云歌唱。1996年11月的一天傍晚，我在矿区看到一位农村老太太坐在地上痛哭，老人的头上和脸上结满了冰霜，拍打地面的手流出了血。经询问，原来老人的儿子在矿井下的爆破中不幸炸死了。顿时，苍天也似乎流了泪，联想工人的艰难奉献，一幅幅矿工生活的画面浮现在眼前，我像被生活之箭射中的仆人，心揪到了一起，直觉得要冲出胸腔来歌唱，当天晚上便创作了抒情诗《矿工之死》。我给工人兄弟朗诵时，他们哭了。
又一次，我陪同一位美国来的朋友乘出租车，闲谈中我背诵了一首我写的《出租车》的诗。我还没有背诵完，那司机师傅便感动得泣不成声，只好先停下车来擦泪。那朋友说：他第一次看到中国的诗能这样打动人心。
当我真正写出人民感情的时候，人民自然喜爱我的作品。不是人民不爱诗，而是诗能否通向人民，能否用真情为人民歌唱。我越写越感到人民伟大，自己渺小，人民是大地、自己是小草。
我觉得诗人应该成为天使和战士，诗人既要有在艺术的天堂里自由浪漫的风情，又要有在生活的地狱里点燃烈火的勇气，坚持说真话，才能为真善美歌唱。
诗人只有超越社会的喧嚣，耳朵贴着地面，才能在孤寂中听到灵魂的跳动与哭泣，进入创作的忘我境界。诗人要能够在生活的现实空间之外，感悟到一个艺术的空间，将生活的真实化成艺术的真实，才能写出有艺术含金量的作品。否则，如果只知道单纯地复印生活，其作品和艺术永远是无缘的。分了行的押了韵的文字不等于诗。诗人把感情的旋律化成诗行里的神经和血液，才能把诗写活。
“联想”和“想象”是诗人将生活的现实引进艺术空间的两大“法宝”。诗人有了“联想”，生活中的感觉和物象便神奇地转化成诗的意象，使歌唱的对象产生“化妆”或“卸妆”的美，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鲜明。诗人有了“想象”，生活的“实”便奇妙地向艺术的“虚”飞翔，使歌唱的对象产生“再生”或进入仙境般的美，使读者在想象中享受审美愉悦。
在创作万行长诗《海岸钟声》的过程中，我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给了长诗的抒情主人公，我经常写得透不过气来，像泉水涌出地面，笔不能停，速度不能减慢，字写得很乱，也来不及分行分段，密密麻麻地往下写。有时即使在吃饭时，在出差途中，在与别人谈着话的时候，我仍然想着诗，挑选最美的语言。真正诗的语言是形象的、新鲜的、富有感情的，是从生活的熔炉里炼出来的，是从心灵深处喷发出来的，是从真情的小河里自然流淌出来的，是一朵用汗水浇开的悟性良知的花朵，是诗人的创造。诗人在诗的语言上反复推敲锤炼是必须的，但好诗不是在苦思冥想中挤出来的，那样做就像在木炭里榨取水份一样不可能。诗美在语言和意境，意境和语言美在生命，所谓艺术的永恒，无不是艺术中生命现象的永恒。
我在《海岸钟声》中歌唱的抒情主人公华清，是有生活原型的，进入艺术的审美空间之后，我则调度自己生活的全部积累，采取一切必要的歌唱方法，努力塑造出一代中国农民的艺术形象。我感到诗的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花非花，雾非雾，美在不言中，美在诗外。诗所以为诗，首先要完成抒情功能，笔墨的功夫集中在抒情中。一百年来的中国农民故事浩如烟海，我则选取了几个典型的“瞬间”细节，作为抒情的“载体”，然后运用“联想”和“想象”，将这“载体”整个地调度到艺术的空间里，用心灵的情感精致地裁剪，既使全诗形成一个完整的抒情意境体系，又使每一诗章相对独立；既使情感的主旋律在全诗里回旋不断，又让每一章显出韵律的不同特色。
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文明标志，很大程度存在于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。
诗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属于诗。
